弗羅斯特對翻譯家德萊頓的剖析

在《德萊頓與翻譯藝術》一書的“導論”中，弗羅斯特首先指出，在德萊頓的詩歌作品中，譯作占了三分之二，主要譯作有維吉爾的《伊尼特》、普魯塔克的《名人傳》、荷馬的《伊利特》以及喬叟、薄伽丘、賀拉斯等人的作品，其詩歌翻譯在當時達到了翻譯藝術的髙峰。德萊頓的翻譯態度極端認真。他翻譯詩歌時，把他所喜歡的原著版本放在前面，仔細閱讀，并與拉丁文的散文解釋本對照，認真研究版本中的注釋。碰到難以理解或理解有爭議的段落，他就請教其他編輯，考慮和比較不同的意見，然后選擇某一權威的解釋，或自己作出新的解釋。同時，在面前放著幾種已經出版的英譯本作參考，從中吸取音韻、個別的短語，甚至整個句子。

弗羅斯特在他的專著中，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一是德萊頓作為翻譯家的聲譽；二是德萊頓的譯作與原著及其他譯作的關系。

弗羅斯持認為，從理論上來說，詩歌是不可譯的。詩歌翻譯只能是再創造。他認為，成功的詩歌翻譯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它必須是一首新的英詩，具有英詩固有趣味；（2)它必須是基于原作的基礎上所作出的解釋，或出自對原作的解釋。作者認為，這是評價德萊頓詩歌翻譯成就的前提條件?？梢哉f，這也是評價任何詩歌翻譯的標準。因為兩種語言體系是不能互相轉換的。詩律是建立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上的，因而兩種語言中的詩律也是不能互相轉換的。在詩歌翻譯中，這已是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的共識。而詞對詞的翻譯即使在散文翻譯中也難以做到，更不要說是詩歌翻譯了。

弗羅斯特接著引用和論述了德萊頓著名的翻譯三分法。 德萊頓把翻譯分為三類：

1. 逐字譯（metaphrase )：強調與原文字字相對，但束縛太大，猶如“帶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跳舞的人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掉下來，但不能指望他的動作優美”；

2. 擬作（imitation)：逐字譯的另一極端，只是把原作當作一個模式，不搬原作的詞句，也不局限于原作者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創作而不是翻譯； 

3. 意譯（paraphrase):逐字譯和擬作這兩個極端都應該避免，正確的方法是介于兩者之間。

弗羅斯特指出，德萊頓首先把翻譯看作藝術，主張一個優秀的詩歌翻譯家，首先必須是一個優秀的詩人。弗羅斯特分析了德萊頓的譯作，說明德萊頓在意譯時，重意不重詞。譯作必須忠于原作者的意思，同時必須考慮讀者，因此，在詞語表達上可以有某種自由。據弗羅斯特分析，德萊頓在詩歌翻譯中主要采用了“壓縮、擴展和替代”三種方法。

由于在以往的評論中，評論家往往對德萊頓在翻譯中背離原文詞語的做法有所非議，弗羅斯特引用了J?M?J博特科爾(J.M.J. Bottkol)《德萊頓的拉丁文修養》一文中的話：

“如果把德萊頓的譯作與當時的權威譯作相比較(德萊頓本人也參考了這些權威的譯作），我們就立即明白，在所有的例子中——其實僅僅是少數幾個例子，德萊頓背離原文是出于美學和風格上的考慮，而不是他不懂拉丁文或拉丁文不好?！?/p>

我們認為，把德萊頓的譯作與他的翻譯觀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是科學的、客觀的研究方法。以往的評論家往往只是把譯作和原著進行對廂，然后得出譯作忠實與否的結論。這種不顧譯者的翻譯思想，也不考慮譯者所處的時代總的思想傾 向的研究方法，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弗羅斯特的研究表明，德 萊頓的翻譯方法是實踐自己提出的翻譯原則和翻譯的目的。 他以自己的譯作體現了自己的翻譯觀。翻譯界常常辯論的翻 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系，在德萊頓的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一個譯者，有什么樣的翻譯思想，就會有什么樣的翻譯方法和翻譯實踐，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譯作。翻譯理論歸根到底是譯者的翻譯觀的問題。因此，在強調翻譯實踐的同時，我們沒有理由否定翻譯理論的作用或忽視翻譯理論的研究。

在《德萊頓與翻譯藝術》的最后一章中，弗羅斯特把德萊頓的翻譯放在文化和文學發展的人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德萊頓的翻譯融合了現代英國啟蒙主義思想和人們對古希臘史詩的懷戀，并認為，德萊頓在翻譯方面的最大貢獻即在于此。

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跨時間、跨空間的人類最為復雜的活動。在對翻譯進行微觀考察的同時，我們也要從宏觀的角度對翻譯這一活動進行考察。在當代，翻譯的宏觀研究巳越來越受到重視。弗羅斯特在50年代中期在對德萊頓的研究中，就把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結合起來，并認為，德萊頓對英國文化和文學發展的貢獻，比他對翻譯和翻譯理論的貢獻更重要。弗羅斯特的這種研究方法，對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是有啟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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